茶树栽培发展简史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又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中国茶树栽培的发展历史与世界茶树栽培历史密切相关，长期的不断传播和交流，中国的茶籽、茶苗、栽培技术等直接或间接地传入世界主要产茶国，并逐渐发展而形成现今的世界茶产地。

茶树栽培发展简史与茶区概况

茶树栽培发展简史 ：茶树的栽培与茶的发现、利用密切相关，消费是生产的推动力，考证茶树栽培历史，就必然涉及人类发现利用茶树的历史。由于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最早的有关茶树发现、利用、栽培等活动，往往只能凭借历史上的一些文化遗迹和史料对古代的史实进行推论。而古籍记载总是迟于当时的事实，且许多古代记载辗转流传、有遗漏甚至有以讹传讹，因此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一直是科学研究所极力探求。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茶树栽培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1.茶树栽培的起始时期

秦以前（公元前220年以前）是发现、利用茶和茶树栽培的起始时期。在漫长的上古原始社会中，先民们结绳记事，由于没有文字，故当时的史情无法记载，只能靠人们一代代相传下来，有些则被后人补记，并且从局部地区渐渐流传开来；更多的是人们通过一些神话和传说，作为线索去研究、了解和推测当时人类的活动。唐朝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由于将炎帝传说成是神农，因此将公元前2737一前2697 年作为发现茶的时代，距今已有4000～5000年历史。《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里的荼即为茶，即在公元前的神农时代就发现了茶。《神农本草经》成书于西汉，并为东汉人增补，是当时托名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汇集了关于药物（主要是草药）的知识而编辑成的一本药物书。在许多古书中记载了关于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神农耕而作陶”……众多传说。其实，神农是后人为追念史前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锄耨等伟大发明而广为传颂并塑造出来的一个偶像。在中原大地留有许多与神农有关的遗迹：地处湖北，接近川、陕交界处的神农架；湖南省灵县的神农墓和神农庙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神农是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另依《庄子·盗跖篇》和《白虎通义》等，称神农时代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神农是这一时期先民的集中代表，可推断，即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以采集、猎狩活动时期，茶树便被发现、采集与利用，这样，茶的发现利用，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

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便开始对野生茶树进行驯化、人工栽培以满足需要。东晋常璩于公元347年著《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联合当时居四川、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八国部落”共同伐纣。“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丝、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皆纳贡之”，记述了早在3000多年前，巴蜀一带已用所产的茶叶加工作为贡品。更重要的是该书还提到“园有芳蒻、香茗”，这清楚地表明在周代以前，巴蜀一带已有人工进行茶树栽培。同时，《华阳国志》记载有：“涪陵郡（今彭水）··惟出茶、丹、漆、蜜、蜡”，“什邡县（今彭县、绵竹）山出好茶”，“南安（今乐山）、武阳（今彭山）皆出名茶”，“平夷县（今云南富源）山出茶、蜜”，佐证当时巴蜀诸郡县都有种茶之举，而且四川的乐山、彭山等地在周代已是名茶产地。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集，约出自公元前1134年至公元前597年间，其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是最早出现“荼”字样的古籍，联系唐陆羽《茶经》“啜苦咽甘，荼也”，许多专家考证这个“荼”就是茶，由于先秦古书中没有茶字，《诗经》中的荼既指茶，亦指苦菜、茅草等，一字多义。指茶则表明当时人们在利用茶的过程中，已对茶的特性有一定的认识，并在诗歌中反映出来。

2.茶树栽培的扩大时期

西汉时期，记载茶的文献逐渐增多，茶的利用日广，茶树栽培区域亦渐而扩大。《四川通志》载：“名山县之西十五里有蒙山，其山五顶，形如莲花五瓣，其中顶最高，名曰上清峰，至顶上略开一坪，有一丈二尺，横二丈余，即种仙茶’之处。汉时甘露祖师吴名理真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共七小株.”汉时甘露系指汉宣帝“甘露”年号（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0年），蒙山是居于名山县和雅安市之间的一座名山，说明西汉时已在蒙山人工种植茶树。

我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汉代成书）的《释木篇》中有“槚，苦茶”。东晋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曰，蜀人名之苦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说“荼，苦荼也”。把茶列于辞典并且加以注释，表明当时茶与人类生活已有较密切的关系，亦表明当时人们对茶的特性认识和利用又前进了一步。西晋·郭义恭《广志》有“茶丛生”的记载。

“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地区在上古时代为茶叶生产中心，秦统一中国后，茶叶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而逐渐传播开来，茶树栽培技术也开始向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陕西、河南传播，使陕西南部和河南南部成为最古老的北方茶区之一。其后，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茶树栽培又逐渐向长江中下游扩展，传至南方各省。《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置的荼陵县（今湖南茶县）“荼陵者，所谓陵谷生荼茗焉”，其县名就是因产茶的茶陵（古也称茶乡）而来。相传神农氏即葬于荼乡，古属荼陵的酃县，还有炎帝陵。在长沙魏家大堆四号墓还出土了石质“荼陵”印。茶陵邻近江西、广东边界，表明西汉时茶的生产已经传至湘、粤、赣毗邻地区。随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茶叶需要量增加，茶树栽培不断扩展。东汉《桐君录》载：“酉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酉阳即今湖北黄冈东南，晋陵是今江苏常州的古名，东汉有五六个产茶地。

东晋·杜育《荈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指出，茶树种在名山谷岗上，土壤肥沃，雨露滋润而生长繁茂。

汉代佛教传入，到南北朝时更为盛行，佛教徒坐禅诵经，饮茶更能镇定精神、驱睡；同时，两晋、南北朝时，道教兴起，道家修炼重气功打坐，更喜饮茶具轻身提神等功效。因此，在南方的一些名山寺院，如江西庐山，浙江天台山、径山、雁荡山，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安徽九华山、黄山，湖南常德西山等都陆续种植茶树，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据《临海县志》引用抱朴子《园茗》记载：“盖竹山有仙翁茶园，旧传葛玄植茗于此”。葛玄于赤乌元年和二年（238一239年）先后创建了浙江天台山上首批道观。因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和临海盖竹山开辟了“葛仙茶圃”（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古迹考》），至今华顶峰归云洞前尚存茶园遗迹。与此同时，还开始出现专门辟作贡茶的“御茶园”。据《图经》、《地理志》和《华佗食经》等古书记述，两晋及南北朝茶叶的产地除四川外，还有湖北的江陵、安陆、黄岗、武昌，湖南的常德、沅陵，河南的汝南，浙江的吴兴，江苏的宜兴、淮安，安徽的合肥、凤台八公山等。

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有南方普遍饮茶的记载，长江中下游地带均已广泛种植茶树。而且梁时任昉《述异记》已对茶有一定的认识：“巴东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

3.茶树栽培的兴盛时期

从隋唐至清（581一1911年），是我国历史上茶叶生产的兴盛时期。隋统一了全国并修凿了沟通南北的运河，对促进唐代的经济、文化以及茶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8世纪末）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这反映了唐中期，茶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渐渐成为举国之饮。经济的发展，茶叶消费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栽茶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展。唐代产茶区域，分布至现今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太平广记》记述，在四川陇川（今彭山县）有数百个采工的茶园。唐贞元年间（785——804年）浙江盛产紫笋茶的顾渚山，建有首座官办的“贡茶院”，有制茶工匠千余人，采茶役工二三万人。在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官办的“山场”，寿州一个官营茶园，需派兵三千来保卫。大茶园的纷纷出现，标志着植茶有的已形成专业经营，公元780 年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的《茶经》问世，该书共分三卷十节，是中唐以前有关茶叶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中“一之源”阐述了茶叶的性状，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明确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蔷薇，实如拼榈，茎（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法如种瓜，三岁可采”。“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野者上，园者次”。不仅从茶树的形态，而且从叶子的色泽，与产地、品质、形态特征去认识茶树品种。在“八之出”中则记述了唐朝茶叶的产地，当时茶叶栽培区域已遍及现在的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当时云南因分裂为南诏国等，故未被《茶经》著录），并把采茶的43州、郡划分为八大茶区。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我国近代茶区相当的局面。唐末韩鄂《四时纂要》指出“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这些论述与陆羽《茶经》所述相补充，表明唐朝时对茶树生长特性、适宜的生态条件、宜茶栽培的土壤、茶树品种等已积累了宝贵的知识。

宋朝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宋徽宗赵佶还亲自撰写《大观茶论》，其中有“植茶之地，崖必阳，圃必阴”、“今圃家植木以资茶之阴”；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对南方产茶地有较为详细和丰富的记载，反映了宋朝茶叶生产技术中心已向南移。植茶区域也不断扩展，产量增加，贡焙也从顾渚改置为建安。南宋时全国产茶地已有66州、242个县，而且茶树栽培技术也有较大的提高，茶区南扩。据研究，宋代产茶州府达101个，辖县约500个，茶区推进到北纬36°。苏东坡“细雨足时茶户喜”的诗句；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茶宜高山之阳，而喜日阳之早”、“厥土赤坟，厥植惟茶。会建而上，群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丛条，水多黄金，茶生其间，气味殊美”的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说明宋时对茶树与环境的关系，认识较唐朝时深化，并且宋朝对茶园管理注意精耕细作，赵汝砺《北苑别录》：“开畲，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每年6月锄草以“虚其本，培其土”，“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建安府志》载：“开畲茶园恶草，每遇夏日最烈时，用众锄治，杀去草根，以粪茶根·若私家开畲，即夏末初秋各用工一次”。还专门提及用桐茶进行间作，以改善茶园小气候，利于茶树生育。同时，宋代盛行的“斗茶”风，许多产茶地竞相选好的茶树品种，加工好茶以作斗茶用，蔡襄《茶录》：“茶色贵白”，沈括《梦溪笔谈》：“今茶之美者……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惟芽长者为上品”。因而选茶树重芽色和芽长。《东溪试茶录》将福建建安一带茶树分为七个群体，“一曰白叶茶…地不以山川远近，发不以社之先后，芽叶如纸，民间以为茶瑞；次有柑叶茶，树高丈余，径头七八寸，叶厚而圆，状类柑橘之叶，其芽发即肥乳，长二寸许；三曰早茶，亦类柑叶，发常先春；四曰细叶茶，叶比柑叶细薄，树高者五六尺，芽短而不乳，今生沙溪山中，盖土薄而不茂者；五曰稽茶，叶细而厚密，芽晚而青黄；六曰晚茶，盖稽茶之类，发比诸茶晚；七曰丛茶，亦曰蘖茶，丛生，高不数尺，一岁之间，发者数四。”明·朱权《救荒本草》曰：“树大小皆类栀子，春初生芽为雀舌、麦颗，又有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微簏（粗）如针，渐至环脚软枝条之类，叶老则似水茶白叶而长，又似初生青罔橡叶而少光泽”，指明有的茶树枝条软，有的叶片如青冈橡叶而少光泽。这样促使人们重视茶树品种的研究和选择，推动了茶树良种的种植。

在此期间，茶树不仅在国内传播，而且向国外传播。公元804年，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学佛，回国时（805年）携回茶籽，种植于近江国（今滋贺县）比睿山麓（今为大津市坂本）日吉神社旁，据韩国古籍《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记》的记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年），遣唐使大廉由中国带回茶籽，种于地理山（今智异山）。宋朝时，日本“茶祖”荣西第二次来我国浙江学佛时，于1191年归国，同时把茶籽带回日本亲自种植在肥前国（今日本九州）平户岛苇浦，以后传播开来成为现在著名的宇治茶、伊势茶、静冈茶、狭山茶的产地。另外，日僧圆尔辨圆于公元1241年又带回浙江茶籽，播种在枥泽（骏河国安倍郡大川村，今静冈市）隔开一山的足洼村（今美和村九足保），成为今骏河茶的发源地。

元代茶区在宋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淮南及广东、广西一带，全国茶叶产量约10万 t。

明代，栽培面积继续扩大，1405一1433年，郑和把茶籽带到台湾栽种，开辟了我国台湾茶区。从云南的金齿（今保山）、湾甸（今镇康县北）向北绵延一直到今山东的莱阳，基本上各个地区都形成了主要茶叶产地和代表名茶。

清代（1644一1911年）茶叶产区更加扩大，尤其是茶叶出口的激增，使茶树栽培发展迅速，据估计，当时茶园面积已达40～46.7万hm²，为历史的最高记录，1886年茶叶总产量达22.5万 t，出口量13.41万 t，并形成了以茶类为中心的栽培区域。中国边陲的云南茶园面积已具相当规模，檀萃《滇海虞衡志》（1799年）中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在茶树栽培管理上，明清较唐宋有明显的飞跃。据万国鼎统计，从唐代到清代共有茶书98种，而明清就有66种之多。在众多的茶书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植茶技术的成果，尤其是在茶树繁殖、茶树种植、茶园间作、覆盖以及修剪等方面创立的许多新技术和方法，谱写了茶树栽培史的光辉篇章。明·许次纾《茶疏》：“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程用宾《茶录》：“茶无异种，视产处为优劣。生于幽野，或出烂石，不俟灌培，至时自茂，此上种也；肥园沃土，锄溉以时，萌蘖丰腴，香味充足，此中种也；树底竹下，砾壤黄砂，斯所产者，其第又次之”。熊明遇《罗岕茶记》：“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界茗产于高山，浑至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罗禀《茶解》：“种茶地宜高燥而沃，土沃则产茶自佳…茶地斜坡为佳；聚水向阴之处，茶品遂劣”。在明代，茶树繁殖除用茶籽直播外，有的地方还采用育苗移栽法，并且有茶树无性繁殖的报道。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记载：“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经人剪植者”。清代有更详细的记载，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中说：“种茶栽之法，将已成茶条，拣粗如鸡卵大，砍三尺长，小头削尖，每种一株，隔四五尺远，或用铁钉，或用木橛，大三四分，锤入地中，用力拔出，就将茶条插入橛根，外留一分，用土填实，封一小堆，两月之后，萌芽发生”。据传铁观音是200多年前用无性繁殖而成的品种。《茶解》提出在茶园可间作桂、梅、玉兰、松、竹和兰草、菊花等清香之品，即上层为乔木树层，中间为茶树层，下层是兰、菊花一类，人工营造新的植物群落，构建复合茶园，使茶园生态环境改善，茶叶品质提高并能抑制杂草生长。清代提出在茶园覆盖干草以抑制杂草滋生，对茶树进行修剪以促其更新复壮。《匡庐游录》“山中无别产，衣食取办于茶，地又寒苦，茶树皆不过一尺，五六年后，梗老无芽，则须伐去，俟其再叶”，而且《说茶》则更进一步指出：“先以腰镰刈去老本，令根与土平，旁穿一小阱，厚粪其根，仍覆其土而锄之，则叶易茂”。

4.茶树栽培的恢复和再发展时期

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11一1949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地主、洋行买办和官僚资本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和剥削茶农。此时，国外植茶业的兴起，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引入我国先进的栽培技术，并相继利用机械大量生产红碎茶竞相出口，致使世界茶价下降，我国的植茶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段时期，国内战祸频起，苛捐杂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茶园荒芜，植茶面积锐减，茶叶产量剧降，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茶园面积仅有15.4万 hm²，茶叶产量9.21万 t，茶叶出口量仅为0.99万t。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和政府针对当时茶叶生产衰落不堪的状况，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茶叶生产，组织垦复荒芜茶园，开辟新茶园，扩大种茶区域，推广茶树良种，实行科学种茶，建立和健全了茶叶教学机构和科研机构，茶树栽培迅速恢复并获得飞速发展，硕果累累。

1950—1952年，首先对荒芜的6.7万 hm²茶园垦复，并对旧茶园进行了综合治理。在20世纪50～60年代，改造旧茶园25万 hm²，以后各地在拟订全面规划的基础上陆续开辟建设了大批集中连片的新茶园和条栽密植新式茶园，建起了300多个大型茶场（厂），500多个茶叶生产基地和28个茶叶出口生产体系，根本上改变了茶叶生产基础。仅1963——1981年全国就发展新茶园85万 hm²。20世纪50～60年代全国茶区不断扩大，茶树种植区域向北向西推进了一大步。在山东鲁中南、胶东半岛和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种茶；甘南扩展为新茶区；并且在西藏试种茶树获得成功，茶树进入林芝、察隅等地；随后，海南大面积胶茶间作取得重大突破，扩展为我国南部新的产茶省份。植茶区域不断扩大，茶叶产地由原来的14个省（自治区）500余个县（市），扩大到遍布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1000个县（市）。1970年，全国（台湾省未计入）植茶面积就已达48.7万 hm²，居世界第一位；到1980年已增至104.1万 hm²，1990年为106.1万 hm²，2005年为120万 hm²。

选育了一批良种，建立了种质资源库。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开展了茶树品种资源调查和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1984年认定了第一批国家级茶树良种30个；1987年、1994年和2001年审定通过了第二、三、四批国家级新育成的茶树良种65个，已培育出国家级良种95个，各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审（认）定了一批省级地方茶树良种100余个，20世纪90年代茶树育种目标已由高产型向优质型、多抗型转变，育种方法由系统选种转为以杂交育种为主。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存在全国各地的茶树种质资源达3500多份。1990年，在浙江杭州和云南勐海分别建成了两个国家级茶树种质资源圃，保存茶树种质材料达2600余份。茶树育种为实现茶树无性系良种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组织培养技术成功和各种测试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和拓宽了育种手段。

创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茶园面貌。通过大力推广和运用低产茶园改造、茶树良种、深耕肥土、合理密植、修剪培育、灌溉施肥、耕作除草、防治病虫、茶园作业机械和合理采摘等技术措施，使茶园管理科学规范。因地制宜地抓好茶园的山地开辟，强调以治水改土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掌握好种苗应用关，种植技术关和种后管理关，发展高标准新茶园，为茶园的高产优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茶树矮化密植”研究取得“早投产、早高产、早收益”的显著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胶茶间作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海南、西双版纳、雷州半岛以及桂南一带大面积栽培实践成功。20世纪下半叶，茶树保护有很大发展，在明确有害生物种群发生动态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把有关防治措施加以协调综合应用，强调以农业技术防治为基础，化学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使有害生物种群数量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限度之内。把农药等有可能引起对自然控制的破坏压至最低限度，维持生态平衡，保证饮茶者的健康不受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茶园面积基本稳定，重点放在改善茶园结构、提高茶园单产，优质栽培和增进效益上，注重选用早生种，加大秋冬基肥及早春追肥中的氮肥用量，推行秋茶后或春茶后轻剪，采用覆盖栽培和前期手采名优茶，中后期机采大宗茶等技术，各地茶区都出现了一大批“一优二高”的茶园；近几年来，为配合名优茶的生产，设施茶园早生栽培迅猛发展，成为提高茶叶生产效益的一项有效途径。

茶树栽培研究基础性工作得到了提高。在栽培生理及其基础研究方面，相继开展了对茶树器官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茶树生物学年龄变化、各器官的生长发育规律和相关性、适生条件、茶树的光合、呼吸、营养、水分和抗性机理的研究；茶树营养物质的吸收和运转的研究，明确了茶树体内物质的转化规律，为茶树优质高产提供了理论依据；茶树生态生理、激素生理、组织培养和遗传物质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81年张宏达与庄晚芳等分别提出了新的茶组分类系统与茶树分类法；20世纪80年代后，从遗传物质载体着手探讨茶树的起源与分类也都取得了新进展。茶树田间试验方法、茶树育种研究法和茶树生理生化测定方法的不断完善，为深化和提升茶树栽培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茶作学》、《茶树生物学》、《茶树栽培学》、《茶树生理》、《茶树栽培生理学》、《茶树生态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茶树特性与栽培》、《茶树育种学》、《中国茶树品种志》、《种茶》、《茶树高产优质栽培新技术》、《新茶园开辟与管理》、《茶树良种》、《怎样栽培茶树》、《茶园土壤管理与施肥》、《有机茶生产与管理技术问答》、《有机茶、无公害茶生产技术》和《中国茶树栽培学》等一大批茶树栽培专著、教材和实用技术读物的出版以及大量科研论文的发表，为我国茶树栽培的发展，普及茶树栽培的知识，培养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设生态茶园，选育新品种，选用无性系良种更换现有茶园群体品种，研究筛选有效生长调节物质对茶树生育实行定向调控，将抗虫基因导入茶树，实施茶树病虫害的综合协调治理，平衡施肥和茶树专用肥的施用，发展茶叶优质栽培以及普及茶园机械化作业，茶叶的无害化生产和清洁化生产，实现茶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将是中国的茶树栽培今后的主要发展趋向。